陈伯达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物，曾是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和高层领导。他希望下面的人称呼他为“教员”，而非“部长”或“首长”，看似十分谦逊。然而，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，他不仅没有传授更深刻的思想，反而要求他们更好地满足他的个人需求。1950年代，李景如作为公务员首次见到陈伯达时，首先以“陈部长”称呼对方，遭到对方的纠正。这个开国元勋选择让人称为“教员”，在当时确实不多见，但随着相处时日，李景如意识到这位“教员”所传授的，除了如何更高效地为他服务外，别无他法。

陈伯达的饮食相对简单，常食用海鲜、鸡肉，但他明确拒绝某些食物。冬季，他对感冒尤为忌惮，常戴帽子以保暖，甚至在家中睡觉时也必然佩戴。一次，为了去见毛主席，他匆忙出门时忘记了毛衣，李景如赶忙骑车送去，却被陈严厉要求以后不要再送衣物。这一行为传达了他宁愿忍受寒冷，也不愿在伟人面前显得娇弱的态度。

在工作中，陈伯达严格执行规定，急需时不论时间点都要被叫醒，而对身边的人则很少问候个人生活，总认为为党工作是崇高的使命。他的穿着朴素，平时只穿简单的中山装，特定场合才会穿着较好的衣物，经济上不愿意再购买多余的东西。另外，他几乎不吸烟，酒量亦很少，独自享受书籍和写作，而对书籍的喜爱使他经常去旧书店选购古籍，享受独处的时光。 球友会

在与毛主席的日常接触中，李景如感到轻松却也小心翼翼，生怕照顾不周。陈伯达对工作细致入微，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既不轻易说闲话，也不关心员工的私事。最终，在1980年的审判中，陈伯达面临重重指控，却显得冷静如昔，几乎没有表情。李景如在得知陈被判刑的消息后，感到复杂的情感逐渐在心中涌现出对这位“教员”的反思。

陈伯达的成就源于其出色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维，但他对人际关系的冷漠似乎使他失去了与人民之间的真正联系。他一生所坚持的“为人民服务”最终不应仅限于自己的表现，更应关注那些为他服务的人。或许在其晚年，他会回忆起那些曾为他奔波的年轻人，但这些思索是否已为时已晚，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